约翰·沃尔顿的诺斯替主义世界

托马斯·皮瑞福 (Thomas Purifoy)

用心良好的学者引入了有损圣经权威的理念，这在教会史上不乏其人。才华横溢的旧约神学教授约翰·沃尔顿(John Walton)就是其中的一位。

沃尔顿博士在惠顿学院执教。去年十一月份，学校即将放映《创世记是历史吗？》评论片，他却写了一篇文章，让教授们发给学生。文章的标题为《创世记是真实的历史吗？》，文中列出了他对于解释《创世记》独特的见解。（全文见https://20dgp03jvses4dyzoq6atn0f-wpengine.netdna-ssl.com/wp-content/uploads/Is-Geneis-Real-History-John-Walton.pdf）

许多学生读了他的文章以后深感不安。沃尔顿博士似乎在质疑我们可以通过圣经来了解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件。然而他的理念很复杂，许多学生难解其意。

有一位学生问我要不要回应。虽然我能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他以前的工作背景，然后再分析他这篇文章。

寻找消逝的世界

2009年，沃尔顿博士发表了一本著作，题为《创世记第一章中消逝的世界》。他在书中论证，人们需要理解《创世记》成书时的古文化背景，所以我们必须浸淫于当时以色列以外的文献中。有了这种新知识，人们才能寻回古人“消逝的世界”，然后才能正确地解释圣经。

虽然保守的学者也认定理解古文化的重要性，但对于他的分析和他的结论持有重大分歧。[1]

比如，沃尔顿博士强调古代近东人更注重事物的功能，而不是物质的本性。意思就是，当《创世记》第一章描述上帝在数日内创造了陆、海、和动物的时候，并不是在说土、水、肌肤之类的物质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而是启示这些事物在“宇宙之殿”中的功能。

借着这种非同寻常的架构，沃尔顿博士得出结论，说《创世记》第一章“从来不是为了叙述物质的起源，而是为了陈述功能的起源……既然圣经没有讲明物质的起源，我们就可以自由地考虑当代起源理论的优势，只要我们认为上帝负有终极责任。”[2]

消逝的世界做何用途

神导进化论者迅即意识到这种新解释的用途。他们企图将进化论与圣经合并，但忌惮于对《创世记》的传统解释：“在正常的六日内从无到有”还是“在亿万年中循序渐进”，二者不可调和。

沃尔顿的解释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它像一把释经学刀片，把《创世记》第一章的事件从真实的时间中剥离出去，这样就可以让进化论的事件取而代之。

沃尔顿的著作封面上印着弗朗西斯·科林斯(Francis Collins)的话，说这是“关于《创世记》含义的至关重要的新见解”。科林斯是鼓吹神导进化论的组织Biologos的创始人，毫无意外，沃尔顿博士是Biologos顾问团的成员。

Biologos的宗旨就是让普世福音教会接受神导进化论。它的网站上宣称：“Biologos为上帝的创造提供进化论的理解，并让教会和全世界看到科学和圣经信仰的协调性。”

所以沃尔顿博士的著作在他们的策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很清楚，要改造教会，必须首先改变其对《创世记》的理解。2013年，Biologos出资让沃尔顿博士周游世界七个月，在美国和15个其他国家的神学院和大学里演讲。

之后，沃尔顿博士又用他的“消逝的世界”方法论解释其他的经文。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重新定义圣经启示的本质，称亚当和夏娃不是最早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而是“原型”，又说《创世记》洪水是无迹可考的局部事件，把它描述为全球性灾难是夸张的手法。[3]

一位福音派圣经学者何以堕落到鼓吹如此异端见解的地步？

现在我们可以借沃尔顿博士在惠顿学院分发的这篇文章进一步洞察他的思想。文章显示他对于古代世界采用了诺斯替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促使他重新解释关键经文。

走进诺斯替主义的世界

沃尔顿博士让我联想到第三世纪的神学家奥立根(Origen)，沃尔顿也时常提到他。奥立根是早期教会最具创意的神学思想家之一。然而他的创造性使他鼓吹对基督教神学有危险性的见解，他的见解遭到拒绝。

这就是学生们读了沃尔顿博士的文章之后的感觉。沃尔顿在文中的陈述确实让人觉得危险：

• “古代世界中没有史学家之类的人物。”
• “《创世记》最好理解为描写，而不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
• “当我们接受这些描写的真理性的时候，我们所接受的是形而上的论断，这超越了经验性。”
• “根据圣经提供的资讯重塑历史事件是不可能的。”
• “当我们试图使用历史学的语言来解释描写时，我们可能会损害其真理性，限制其现实性。”
• “《创世记》里的描写着眼于深层的现实，超越了事件和历史。其意义不在于其历史性，而在于其神学性；不在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不是为了断言事情确实发生过，而是在于为何发生。”

这些陈述呈现出一种现代诺斯替主义。

我所说的“诺斯替主义”，是一种哲学上的世界观，认为必须要有特殊的、隐藏的知识才能理解何为真理。对于沃尔顿博士来说，这种知识存在于他的“消逝的世界”中；只有像他那样的学者才能寻回这种知识。

这样，现实就被分成两个层面：表面的现实和“超越了事件和历史的深层现实。” 那些不接受沃尔顿博士所传讲的知识的，就被说成缺乏理解力：他们被误导，生搬硬套，提问题不着边际。

然而人们一旦接受了他的知识，就会发现原本相关的领域需要割裂：信仰和现实，功能性和物质性，语言和事件，神学和历史。

由于缺乏知识，教会对这些事物的误解已经持续了多少世纪。如今有了这种特殊知识，教会终于可以开始明白真理。

然而真理不可以像使徒信经那样用一系列的关于既往事件的命题陈述来表达，而是沿着某种路线走下去，根据对这种特殊知识的接受或拒绝来衡量。

人只要接受了这种知识，就能够超越关于起源和历史的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原本存在的紧张关系。一旦意识到经文描述的是“神学历史”而不是实际的历史，人们就可以自由地接受进化论，那才是真实的宇宙史。

按照沃尔顿博士的说法，圣经中的真理并不依托于真实的历史，而是“在于作者的阐释，我们凭信心接受作者的阐释，无论我们是否能重塑他所描述的事件。作者的本意原不是聚焦于人类历史，而是上帝的计划和目的。”

这就是诺斯替主义思想的目标：将人类历史与上帝的计划和目的割裂。

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诺斯替主义宣称，真理就在于明白神不会以流汗流血的有喜怒哀乐的人的形式走入时间之内。在现今的世纪中，诺斯替主义宣称，真理就在于明白神不会在数日内创造了土、水和生命，神没有用泥土和肋骨直接造出两个人，也没有在诺亚600年用全球性洪水毁灭全地。

诺斯替主义一贯寻求用它自己的历史取代圣经中的历史。在早期教会，它在波斯的宗教和希腊的哲学中为世界寻找属灵的历史。在现今的时代，它在进化科学和启蒙哲学中为宇宙构建唯物主义的历史。

然而就其核心来说，诺斯替主义敌视上帝在历史中的真实作为。

圣经教导，上帝起初的创造之工和他对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绝对掌控是直接关联的。诺斯替主义的异端所要反对的正是这一点。上帝的掌控还包括通过他的先知确切地告诉人们他将要带来的真实事件。以赛亚告诉我们：

“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我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以赛亚书44：24-26）

根据以赛亚的说法，功能与物质、语言与事件、神学和历史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分割。人们只要阅读以赛亚书40-48章，就能看到上帝为实现特定的功能创造了真实的物质。他在时空之内通过他的仆人和先知阐释他的话语和作为。他直接将神学和他在历史上的作为相联结。

惠顿学院圣经研究教授尼古拉·培林(Nicholas Perrin)专门研究早期教会中的诺斯替主义，在论及上帝和历史的本质关联时，他写道：

“上帝创造历史，历史至关重要。如果不相信我们的信仰是历史性的信仰，我们就只剩下随风摇摆。但是，一旦我们确信神圣的历史与我们所生活的历史相互关联，那就是圣经信仰变成真实可能性的时候……将圣经世界和‘现实世界’重新连接，其核心价值不可低估。不知为何，在混乱的现代思维中，我们竟然能将上帝所连接的分割开来。”[4]

回应诺斯替主义的世界

诺斯替主义思潮总是难以理解，这是因为它试图打乱受造界的必要架构。爱任纽(Irenaeus)在第二世纪就看到了这一点，他知道揭露诺斯替主义谬误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将这些谬误与经文对比，并与受造界自身对比。

鉴此，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三点论断，以回应沃尔顿博士。

1. 在上帝设计的世界里，他让人们可以通过语言认识过去。

创造论教导，上帝用话语造就了物质世界。然后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赋予他使用语言认识世界的能力。这包括人类记载既往事件并准确地传达给他人的能力。

我们基本的“历史感”（即对既往事件的记载，无论口头还是书面，简单还是复杂），是因为我们带有神的形象，古人今人都一样。

当我们在2018年阅读主前1440年的记录时，能立即穿越深远的时空。虽然语言文化不同，我们有独特的能力可以在两者之间有效地解读其含义。

毕竟，上帝的本意总是让历史穿越文化和时间。耶稣讲一种语言，但福音是用另一种语言书写的。彼得第一次讲道，立即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圣经自身就是古近东文献合集，是用三种语言写的，跨越1500年，几十位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讲述着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时间。这是神通过语言交流历史的良苦用心的明证。

尽管如此，沃尔顿博士还是坚称我们的现代“历史”概念不适用于古代世界。

他凭着自己的特殊知识说：“古代世界中没有史学家之类的人物。”又说：“关于古代世界中的事件，重要的不是经验性，他们更注重观察者所看不到的。就是说他们更倾向于透过形而上的镜片看待现实，而不是像我们的经验性镜片……从整体上讲，古代世界的认知方式与我们不同。”

对于沃尔顿博士的诺斯替主义解释来说，有必要将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我们的认知方式，与古代世界区分开来。如果我们正常的“历史”感和“认知”不适用于古代，我们如何能确知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按照沃尔顿博士的说法，我们不能。

圣经作者都是在古代世界中生活和写作的，然而他们所教导的世界观与这种世界

观截然不同。他们反复讲既往的事件是可知的，而且可以借着语言传递给未来的世代。

第一个逾越节过后，摩西告诉人们“要你们要记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出埃及记13：3，8）。后来，他们继续向迦南行进，“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民数记33：2）

不仅是摩西，还有约书亚、撒母耳、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明白历史的概念，完全知道他们所写的是什么：就是记载真实的事件，让后世知道这些事件确实发生过。

事实上，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们是从希伯来人那里传承的历史观。各地的学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像托利夫·伯曼(Thorlief Boman)这样的自由派神学家也写道：“一句话，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为世界带来了历史性宗教。”[5]

一打开圣经，沃尔顿博士关于对古代世界的特殊知识的宣称就瓦解了。其实只要考虑以色列以外的古代近东文献，他的宣称也无以立足。有两件事情可以考虑：

第一，很多人不明白绝大部分古文献是行政公文，如合同、法律、买卖账目、婚姻公证、清单、条约、收据、合约。[6] 从中可以看到不同古文化都注重日期、数目、重量、测量、费用、边界、名称、以及数学上的准确性。这是一个使用

可辨识的、经验性的文字的世界。

经济、政治和法律之中蕴含着各种关于时间、空间和语言的基本假设。合同记载着过去达成的协议，收据记载着过去出售的商品，契约记载着过去购置的一片土地。这些都证明语言和历史之间的根本关联。

 第二，相比于大量的行政公文，以色列以外的文献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让沃尔顿博士得出他的特殊结论。比如，他提到一些为外邦王公撰写的皇家纪念铭，以此作为理解《创世记》的背景，这种对比令人费解。

曾在悉尼大学任古代历史学高级讲师的诺维尔·维克斯(Noel Weeks)博士，考查了沃尔顿博士的方法论和对古代近东文献的应用，写道：“总之我对整个这一套做法不以为然……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在古代近东地区寻查普遍性的思维方式是何等地困难。个别的经外文献变成了代表着整个漫长的历史文化跨度的样板。更让人震惊的是一些简直就是错误的宣称。”[7]

理查德·艾佛百克(Richard Averbeck)博士是三一福音神学院的旧约和希伯来文教授，他也直截了当地说：“关键是，物质的创造对于古代近东和古以色列来说至关重要。”[8]

总之，沃尔顿博士关于现代和古代认知方式的诺斯替主义二分法与圣经教导和创造的秩序截然相反。古人今人的认知方式都显示一切人类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语言跨时代传达历史事件。

上帝毕竟是通过历史事件将自己启示给人类。这就导出我们的第二点论断。

2. 圣经的叙述有权威性，因为上帝保障这些叙述准确地记载了他在历史上的所言所行。

关于启示的教义认为，上帝通过受造界和语言这两样东西将自己显现出来。前者是“普遍启示”，就是说，所有时代、所有文化中的人类都能在看到自然界的时候觉察到上帝的能力和本性（罗马书1:19）。后者是“特殊启示”，就是说，上帝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通过他的先知、使徒和他的爱子向人类说话（希伯来书1:1-2）。

然而，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假先知自称代表上帝说话。人们如何知道他们是假的呢？摩西给出一个简单的试验：如果先知以神的名讲话，但所预言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就不要理他（申命记18:22）。

这一试验显示了上帝的话语和历史之间的根本关联。因为只有上帝掌控着时空，所以只有他的先知能一以贯之地奉他的名预知历史事件。正如上帝在《以赛亚书》42:9所解释的：“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

以准确的语言反映既往、现在和未来的事件，是上帝的先知的基本标志。然而这种反映也包括先知对事件的解释，以便当时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能理解这些事件的神学目的。

《创世记》18章里上帝与亚伯拉罕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上帝和天使等了好多时辰，一直到饭做熟了，与亚伯拉罕一起吃饭。他们自然会谈起许多事情，但是圣经的历史记录中只提及两件：关于以撒的应许和关于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对话。

在圣灵的引导下，先知在记载往事的时候，会选择某些事件，忽略其他事件，强调特定作为，甚至调整时间顺序以突出个别要点。这种对历史材料的控制，每一个人在谈到往事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交流总会有选择、强调、次序，但这绝对无损于语言在描述事件的时候潜在的准确性。

在亚伯拉罕的例子，先知摩西将神的话语和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相关联：“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创世记19:24），而后“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创世记21:1）。其叙述的真理性在于实际上有没有一个在火中燃烧的城市，有没有一个男婴在啼哭。

尽管如此，沃尔顿博士在圣经里强加上一个诺斯替主义的解释。他声称：“叙述的是真理还是谬误，这本不在于经文描述既往事件的准确性（这常常难以评估，因为没有独立的见证），而更在于经文描述当今状况的准确性……其权威性来自作者的阐释，而不是事件或者我们重塑与验证事件的能力。”

正是根据这种思维，沃尔顿博士可以下结论说《创世记》第一章讲的不是正常时间里的真实创造，《创世记》第二章讲的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两位人类始祖，《创世记》第6-8章讲的也不是真正的全球性洪水。

为何在此打住？从解经学上看，诺亚的后代和亚伯拉罕并无不同——在《创世记》第十一章里他们同列于一个家谱。以撒、雅各、约瑟又如何？沃尔顿博士的刀片必须切掉《创世记》记述中的一切历史根源，革除圣经在事件本身上的权威性，把权威性放在作者的解释上，而且据说作者更在乎现在，而不是过去。

然而这与圣经对于权威的观点相反。正如菲利普·隆(V. Philips Long)所看到的：“神的启示应该在于历史事件本身以及将这些事件与我们联系起来的解释性语言，而且这似乎也是与圣经本身的见证最一致的认识。” [9]

但是沃尔顿博士的诺斯替主义解释在事件和对事件的解释之间插入了一条鸿沟。他为了用当代的进化论历史取代圣经关于起源的启示，必须这样做。如此一来，他就把权威性从事件中剔除，而仅仅置于解释上。如果像动物的创造和洪水这样的事件真的如记述的那样发生了，进化论的世界史就绝无可能了。

沃尔顿博士或许会否认他的用意就是这样的历史取代，但是他的著作架构、他在书中反复的评论以及他所参加的职业协会都在讲述不同的故事。他发表了大量的材料，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他的观点。正如耶稣提醒我们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7:16）。

这当然也是我们了解任何人的方式：借着他长期的言行。上帝也是这样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

以西结如此解释上帝和历史的基本关系：“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再耽延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12:28）。“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37:13-14）。

以西结所要提醒我们的，就是上帝制造了事件，其目的是将真实的神学置于人类历史中。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点论断。

3. 神根据祂的计划和宗旨将神学嵌入人类历史的架构之中

关于天意论的教义认为，神命定所有的历史事件来成就祂的神圣旨意。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古列原文作他）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赏赐。’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45:11-13）

至高的神宣告，因为祂创造大地并将世人安置在其上，因此以色列可以确信，神将兴起一位独一无二的人来拯救他们。神是这样一位神，祂“使人死也使人活，” 祂“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 祂“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撒上2:6-7）。神是这样一位神，祂塑造人类历史，正如窑匠摆弄泥土。神塑造人类历史，一方面用以彰显祂的救恩，另一方面也使人接受祂的救恩。

正如哥哈达斯·沃斯(Geerhardus Vos）解释的那样，“在不少案例中，启示借助历史来显明。除了使用文字之外，神也使用行动来揭示真理的伟大原则……在这类情形之下，历史本身就构成了启示的一部分。神在这些行动中彰显祂自己。这些事件本身将自动说话，甚至被神使用成为有力的见证。”[10]

这是我们在整本新约中所看到的：耶稣和使徒们依靠圣经历史的结构来建立他们的神学。

请回顾一下耶稣对法利赛人有关离婚的回答：“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太19：4-6）

耶稣首先确立旧约圣经的权威，并以此为当前真实事件的见证：“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然后，耶稣将祂反对离婚的理由建立在历史事件的架构之上：从一开始，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并且定意使他们在婚姻中连结。因此，今日的男女应当持守他们在婚姻中的连结。耶稣全部的论证，建基于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亚当和夏娃作为第一对被造的男女，在伊甸园中由神亲自将他们连结在一起组成婚姻。

耶稣的神学自始至终与历史联系在一起。

尽管有如此明确的圣经启示，沃尔顿博士还是在真实的历史和神学之间制造了诺斯替主义的割裂。正如他本人所说：“重塑历史事件并不是通往真理的途径，因为终极真理并不是历史事件所固有的，而在于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创世记》里的描写着眼于深层的现实，超越了事件和历史。其意义不在于其历史性，而在于其神学性；不在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不是为了断言事情确实发生过，而是在于为何发生。”

沃尔顿博士在历史与神学之间引入了一个虚拟的张力，以便将真实事件与其历史神学含义割裂开来。这种历史与神学之间的隔离，使他能够用唯物主义的进化史观来取代圣经里的世界史。然而，在重新定义人类历史时，他必然不可避免地重新定义与之相关的神学。

设想一下，如果将沃尔顿博士的诺斯替主义观念应用于基督教的一些基要教义上，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 如果圣经的话语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特殊启示？
• 如果祂用数百万年的进化和死亡来“创造”动物和人类，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神的美善、智慧和能力？
• 如果普世性的败坏和死亡在亚当之前就已经存在，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人的堕落？
• 如果亚当和夏娃不是第一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男女，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原罪？
• 如果挪亚洪水并没有真正毁灭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和动物，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普世性的审判？
• 如果耶稣不是来拯救我们脱离亚当真实的罪恶的后果，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救赎？
• 如果新约作者所赖以建立其神学的既往事件的历史性只是主观的假设，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圣经的权威？

这些问题都具危险性，但都是沃尔顿博士方法论合乎逻辑的结果。人若不改变相关的神学，就无法用一种历史去取代另一种历史。

末了的想法

接受沃尔顿博士诺斯替主义世界观的结果，是慢慢拆毁基督教赖以建立的历史根基。虽然他自己认为，透过将圣经文本与真实历史分开，他为有关起源的争论提供了一个答案，但实际上他只是陷入了自第一世纪以来就一直困扰着诺斯替主义的诸般错误。

然而，沃尔顿博士任教于世界上最受敬重的福音派学院之一，这样的身份赋予他相当的信誉，使他可以向各地基督徒传播他的“《创世记》涵义之新解读。” 因此部分信徒将会被他的新方法所动摇，接受他的现代版诺斯替主义。

这才是真正需要忧虑的。

关于哲学影响的补记

我对创新性思想家的一个想法是，他们试图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回答自己的问题。你可以从小说家、电影制片人、以及哲学家和神学家身上观察到这种现象。

我怀疑沃尔顿博士正在做类似的事情。他显然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也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解释性架构来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即他在书中反复提到的：“心目中在圣经与科学之间有关起源问题上的冲突……”[11]

他的工作目标似乎是解决这个难题。

这是一个老问题。普利策奖获得者科学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森(Edward Larson)在他的系列讲座《进化论：一个争论的历史》一开始，就提及在十九世纪初，《创世记》第一章被解释为神在几天之内“各从其类”地创造了所有动物和人类。这与所有动物和人类都是通过亿万年的“自然选择”从“共同祖先”逐步形成的观点相反。这就是争议的实质。

对于基督徒来说，问题的关键始终是，如何使一个明显地基于历史事件（基督受难与复活、律法的颁布、诺亚洪水、亚当）的宗教与进化论的世界史相协调。

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一个人如何能够一方面肯定进化论、同时又依然持守他的基督信仰？

这是沃尔顿博士面临的问题。尽管他的基本方法是将功能和物质相分离（如上所述），但他在《创世记第一章中消逝的世界》的“第13项主张”中为这样做的理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哲学论述。他指出：“有关起源的论述，科学与圣经的差异从本质上说是形而上的。”[12]

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声明。在这一声明中，他借鉴了现代批判哲学的一种思辨，即“形而下学”(physical)和“形而上学”(metaphysical)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他将科学和当代有关起源的论述置于“形而下学”的领域，而将神的活动和古代有关起源的记载置于“形而上学”的范畴。

根据沃尔顿博士的说法，现实可以被看作是“分层蛋糕，下层代表科学考察的领域……上层代表了神的工作。”[13] 他声称：“根据目前的定义，科学不能探索上层”，“那是神学、或更广义的形而上学的范畴，而不是经验性科学的东西……《创世记》是一个上层的记述，其着眼点不是说明机制……”[14]

通过将两种有关起源的论述放置于两个不同的现实层面，他便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说“心目中”；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实际的冲突，因为每一种论述都描述了一个不同的、互不交叉的现实层面。

这似乎是沃尔顿博士诺斯替主义背后的哲学影响。他将这种现代哲学的思辨有意无意地投放到古人的世界观里。

在阅读他对“第13项主张”的解释时，我一直感觉这种构建世界的方法似曾相识，并且它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直到有一个学过更多哲学的朋友看出它与新康德主义思想的相似之处，才让我如梦方醒：沃尔顿博士正在运用康德的批判哲学，把世界划分为两个本质上不同、又没有明显关联的范畴。

弗朗西斯·谢弗（Francis Schaeffer）认为这种划分是现代思想的根本问题。他将源头追溯到古代新柏拉图主义，也是用类似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分离：将世界分为“上层”和“下层”，人将神的行为从现实世界中移除。神学和信仰在高层运作，而科学和现实在低层运作。

但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两个层面如何连接？这是一个新的难题。谢弗当然否认这种分离的真实性；然而，沃尔顿博士却以此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石。

结果，他极力论述，物理机制“是由神的话语所命定的”，但他从来没有确定，形而上神学的神性世界与形而下科学的现实世界如何实际地相交？神的作为究竟在哪里与进化相交？形而上的神如何在物质世界中工作？如果我们对过去的事件只有人为的解释，我们能够真的知道神到底做了什么吗？

沃尔顿博士采用现代哲学思辨，本意是为解决一个问题，结果却制造了不计其数的其他问题。

有趣的是，沃尔顿博士援引这种哲学思辨的原因，也类似于以马内利·康德的理由：两者都试图为科学知识奠定坚实的立足点。区别是，康德不相信神，而沃尔顿博士肯定是信的。然而，他采用了康德所磨制的哲学刀片，作为基督徒挥，舞这个刀片是相当危险的。

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他们对“科学”和“知识”的看法。

康德和沃尔顿博士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都认为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认识论的极致。在拉丁世界中“科学”（Scientia）代表“知识”显然并非巧合（就像希腊语中的Gnosis）。为何科学似乎能提供绝对确定的答案？因为它寻求理解实际上是认识论终极的东西：即神的创造。然而，科学是人造的，因此必然具有人类所常见的失误和自然的局限性。

这正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认识到的：当人们研究科学史时，人们意识到人的科学思想在认识论上并不是确定的。 “科学”如同一块用多片布料拼成的多层被面，人们试图在上面为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编织出“地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有的布片慢慢地被新的布料取代。

为物质世界绘制图像的过程，实际上需要理性思维、数学、语言、分析等形而上学的技能。但这些智能图像如何与现实世界连接？

非基督徒对此没有真正的解释。 只需要阅读尤金·威格纳(Eugene Wigner)的《数学在自然科学中不合理的有效性》就知道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大多数科学家只是忽视它，并且若无其事地回去继续他们常规的科学研究。

答案只能在基督教世界观中找到。 然而，接受它意味着拒绝新康德主义的现实观，同时也意味着拒绝沃尔顿博士所定义的所谓“形而下学”与“形而上学”的划分。

相反，当人们接受圣经所揭示的有关世界的真理时，就知道圣经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可以绘制出实用性的科学图像（尽管这些图像是有限的并有可能出错），以及为什么我们可以真正了解有关过去的真实情况。

解决的办法见于一位长者的著作，他看到了诺斯替主义对教会造成的困扰。他表明上帝神圣的形而上的作为如何带来了《创世纪》第一章中记载的物质性的创造，以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如何与这两者都密切相关，这些只有当人在圣灵的引导下才能写得出来。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祂造的……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3；14）

神与祂的创造之间有一种动态的联系，而不是绝对的分离。神既是超然的也是临在的，祂的作为在现实世界中是能够被了解的。

尽管这是极大的奥秘，基督是这一切的答案。正如迦克顿信经所宣称的那样，基督“具有两种本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

数学之所以起作用，或者我们可以做科学、使用语言、知道过去，是因为一位形而上/形而下的神，创造了一个形而上/形而下的世界，并且安排形而上/形而下的人类来统治管理它，从而确保一切都完美相关。形而上和形而下不同，但相互联系。正如使徒约翰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真实的历史性互动，这是神从一开始就如此设计并且持续到如今的。

然而，当人类犯罪后，他就混淆了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遮盖自己的肉体来隐藏灵里的羞耻。结果，人开始崇拜物质世界本身，认为他可以借助物质世界来控制形而上的存在。以赛亚辛辣地讥讽这样的世界观，并且显明它总是将人带入谎言之中。（以赛亚书44:9-2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神进入这个世界，祂自己成为人。显示出在永恒之中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本质联系，并且显明祂最终掌管所有的人类历史，唯有祂配得人的敬拜。

然后神确保祂的作为被记录下来，使所有的人都能正确地认识祂。这就是约翰福音结尾告诉我们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20:30-31）

神一直使用语言来揭示祂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拯救时空世界中实在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人，只要他把圣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就一定会相信《创世记》是神在时间中所作所为的准确反映。 无论是六日创造万物、创造亚当和夏娃作为第一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还是普世性的大洪水，祂总是用准确的语言来记录祂的作为，以便我们认识祂。

这才是真正的知识。

所以，尽管我尊重沃尔顿博士的才华和创造力，但他为起源问题的提出的答案只会导致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 他的哲学角度是观察世界的危险方式。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具体地，就是Vern Poythress, Noel Weeks, Richard Averbeck, John Currid, Steve Boyd, 等。

[2]. John H. Walton, The Lost World of Genesis One (IVP Academic, 2009), 131.

[3]. 依次见于The Lost World of Scripture (IVP Academic, 2013), The Lost World of Adam and Eve (IVP Academic, 2015), 和The Lost World of the Flood (IVP Academic, 2018).

[4]. Andrew E. Steinmann, From Abraham to Paul: A Biblical Chronology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2011) xxiv.

[5]. Thorlief Boman, Hebrew Thought Compared with Greek (W.W. Norton & Co, 1960), 11.

[6]. Marc Van De Mieroop, Cuneiform Text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Routledge, 1999), 12.

[7]. Noel Weeks, “The Bible and the ‘Universal’ Ancient World: A Critique of John Walton,”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78 (2016), 26.

[8]. Richard E. Averbeck, “The Lost World of Adam and Eve: A Review Essay,” Themelios 40.2 (2015), 235.

[9]. V. Philips Long, The Art of Biblical History (Zondervan 1994) 105-106.

[10]. Geerhardus Vos, Redemptive History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P&R 1990), 9.

[11]. Lost World of Genesis One, 113.

[12]. 同上

[13]. 同上114.

[14]. 同上114,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