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漫长历史的信仰起源于17、18世纪法国
作者：安德鲁·西布利（Andrew Sibley）翻译 Joe Jack
原文见https://creation.com/where-did-deep-time-belief-arise
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与进化论相关的亿万年漫长时间的观念。它已经在西方文化的几代人的思想中变得根深蒂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对“漫长时间”的信仰实际上是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在法国发展起来的，然后又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传播到英国。
早期的欧洲科学家，如尼古拉斯·斯蒂诺（Nicolaus Steno，1638-1686），一直信赖圣经，并在大洪水的记载与地质学证据间发现一致性[1]。而法国思想界对于漫长时间概念的发展涉及许多因素。遵循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怀疑论和质疑方法，《圣经》中关于创造和大洪水的记载在科学中被剥夺了一席之地，而堕落的人的想法成为了科学知识的仲裁者。
可是，当耶稣会传教士将印度教和佛教从印度和中国带回法国时，这些神话内容却被允许纳入有关地球历史的讨论中。
耶稣会士的角色
耶稣会士是耶稣会的成员，耶稣会是罗马天主教内的一个宗教团体，成立于 1540 年，旨在反对“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后形成的新教。这意味着反对宗教改革所主张的圣经充分性和清晰性的原则，因为这威胁到了天主教的权威。因此，尽管他们表面看起来也有圣经，但至少一些成员在当时反对圣经权威的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单如此，他们宁愿把来自印度和中国的东方宗教观念的各个方面接受到他们的思想中，这甚至令他们的许多天主教同胞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这损害了天主教信仰本身。这反映在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天主教内部所谓的中国礼和马拉巴尔礼（Malabar rites）的争议中。耶稣会传教士将某些传统宗教习俗与天主教仪式相结合，目的是使天主教在中国和南印度更容易被接受，赢得更多皈依者。
这种迁就的做法受到了其他天主教教团体的批评，甚至一度受到了罗马教廷的谴责。 “中国礼”的做法也受到了数学家和天主教神学家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强烈抨击[2]。
耶稣会煞费苦心地在法国建立多所著名学校，其中一些学生后来成为塑造人们认知的主要意见领袖。耶稣会传教士带着印度教和佛教的内容回来，他们经常在学校教授这些知识。结果，印度神话里的“漫长历史”概念被允许去影响西方学界，尤其是地质学。
18世纪中叶，法国革命的呼声日益激进，其中包括通过诡计和否认圣经来破坏政治和宗教权威的运动。这导致其中一些耶稣会士及其追随者的行为因涉嫌欺诈和煽动而受到调查。耶稣会于 1764 年被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禁止，禁令于 1773 年被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扩大化，随后耶稣会于 1814 年被恢复。
法国思想的撼动与改变者
法国18世纪最著名的反对大洪水和圣经权威的人物包括：伯纳德·德·丰特内尔 (Bernard de Fontenelle，1657-1757)、伯努瓦·德·马耶 (Benoît de Maillet，1656-1738)、伏尔泰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和丹尼·狄德罗（1713-1784）。
伯纳德·德·丰特内尔(Bernard de Fontenelle)
丰特内尔在耶稣会波旁学院（Collège de Bourbon）接受培训，并担任巴黎皇家科学院秘书这一享有盛誉的职位长达 40 多年（1697-1740 年）。这使他能够有手段来影响法国地质学的发展和方向，并进而削弱人们对圣经大洪水的信仰。
他早些时候写过一本书（1686 年），题为《关于多个世界的对话》[3] 。实际上是一部科幻小说对话，它讨论了太空旅行以及月球和其他行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丰特内尔想象大自然会在亿万年的漫长的时间里逐渐发生变化，他的书为下一个世纪的法国人在想象力上迎接乃至接受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做了预热与铺垫[4]。《对话》中的一段指出：
“我们是否应该断言，那些比我们持续时间长了太多倍的事物，必定会永存吗？不，在人类的一生又一生中，永生的迹象几乎无法辨认……真的，我这样回答道；大自然不会突然做出能引起剧变的事；她起作用的方式是温和微小的且逐渐变化的，而渐变的速度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5]。
在皇家学院，他的任务是对学院官方文件、笔记和信件写摘要总结[6]。然而，他的总结却偏离了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些研究，反而还常常把他自己对化石记录和地球历史本质的看法纳入其中[7]。如此，他向法国学界灌输了这样的观念：世界历史比圣经记载的历史还要古老漫长。
例如，受人尊敬的科学家雷内•雷奥穆尔（René Réaumur）在学院的回忆录（Academy’s Mémoires，1720 年）中讨论了法国都兰省(Touraine)的砝仑层（Falun，由大量贝壳和贝壳碎片组成）。可是，丰特内尔却利用这个机会来否认大洪水的证据，并反而去主张地质变化会在更漫长的时间里发生。他认为形成7 米厚的贝壳层需要多次洪水，包括海洋在漫长时间里的逐渐退缩，而地球上的生命则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他声称，这些洪水没有一个属于摩西记载在《创世记》里的洪水[8]。
伯努瓦•德•马耶（Benoît de Maillet, 1656-1738）
另一个对18 世纪中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徳·马耶（Benoît de Maillet） 编辑的《耶马德》一书（书名Telliamed就是把他自己名字倒着拼写）[9]。在他死后（1748 年），该书首次由耶稣会神父——让·巴蒂斯特·勒马斯克里尔（Abbé Jean Baptiste le Mascrier）出版，而该书的草稿此前在巴黎已经流传了数十年。德·马耶也作为一名法国外交官并前往中东，在那里他熟悉了不同的文化和其他的各种信仰。
《耶马德》从印度教圣人的立场来对抗法国本土传教士的看法，主张亿万年的漫长历史变化。一份早期的秘密草稿更是声称地球至少有 20 亿年的历史，大致对应于印度教造物主大梵天的半天时间。据说大梵天的12小时白昼就持续了43.2亿年（在此期间梵天是醒着的），随后是同样长度的夜晚。
伏尔泰(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 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 1694-1778 )
著名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伏尔泰也认为地质变化需要极漫长的时间。他在 1746 年给博洛尼亚学院（Academy of Bologna）的一封匿名信中评论道：
“在大自然这位伟大的建筑师眼里，亿万年的时间周期甚至比车轮子在我们眨眼之间就转完一圈所需的时间还要短暂得多”[10]。
伏尔泰还主张，在阿尔卑斯山发现的鱼类化石实际上是基督徒朝圣者丢下的食物！然而，猛烈反对摩西的大洪水记载的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却也声称伏尔泰的论证是欺骗，这是因为伏尔泰明白这些化石证据有力地支持了圣经对大洪水的记录。莱尔非常直接地评论道：
“他（伏尔泰）写的大量有关地质学的文章，都是故意谋划的，旨在宣传他自己的偏见——部分原因是他对学科真实状况无知，部分原因则出自他的错误信仰”[11]。
伏尔泰后来甚至声称印度教经典比圣经更古老、并且更真实。但他再次歪曲了事实。伏尔泰称赞《热稣吠陀书》（Ezour Veda或作Ezourvedam）是送给西方社会的一份珍贵礼物，并表示他们对这个东方宗教负有感激之情。但实际上，这并非古代原作，而是耶稣会士后来伪造的作品。它以两位所谓的吠陀圣人之间对话的形式呈现：其中一位是一神论者，另一位则是多神论者，且总结道，印度多神教多多少少是有着多神教外表的一神教。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
狄德罗是反对政治宗教当局的煽动者，曾因煽动而入狱。在他的《关于自然解释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1754）一书中，他写道：
“……哲学家，如果让他自己猜想，可能不会怀疑，自亘古以来，能够组成动物生命的各种成分，分散却又会与能组成身体整体的物质交织在一起，后来这些组成成分就结合在了一起….. [而]这里的每一个步骤之间，都间隔了漫长的岁月……？”[12]
接受过耶稣会训练的狄德罗熟谙伏尔泰的想法，他也逐渐失去了原有信仰，成为自然神论者，进而成为无神论者。他编辑的法语《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是一部1751年至1772年出版的综合性著作，以自然主义的视角解释世界，目的在于改变法国社会的思想。
关联与传承
那些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法国发展了对漫长历史和渐进地质变化的信仰的人，最初受到笛卡尔的影响，致力于消除地质学中圣经对洪水的描述。有时这是以龌龊与欺骗的方式完成的。我们还看到，随着婆罗门-印度教的内容被纳入法国的社会思想中，人们开始信仰极为漫长的时间中的变化——这些内容被允许影响科学，但摩西的记载却不被允许。并且，法国当时反对现行政治和宗教秩序的革命冲动日益激进。
随后，亿万年地质变化的信仰通过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等人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传播到英国。 .
许多地球科学家很大程度上并不清楚漫长时间信仰的根源，这种“法国影响”在现代地质学中并不广为人知。可无疑，这种信仰并非来源于纯粹的（对沉积地层的）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Walker, T., Geological pioneer Nicolaus Steno was a biblical creationist, J. Creation 22(1):93–98, 2008; creation.com/steno.
[2] Pascal, B., The Provincial Letters, Letter V, 20 Mar 1656, Trans T. M’Cri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2005.
[3] Fontenelle, Bernard Le Bovier de, 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法文版修订多次。
[4] Stott, R., Darwin’s Ghosts: In search of the first evolutionists, Bloomsbury Publ., London, p. 117, 2012.
[5] Fontenelle, B., The Plurality of other Worlds, Gunning, E. (译), Paternoster-Row, London, pp. 129–141, 1803.
[6] Rappaport, R., Fontenelle interprets the earth’s history; in: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tome 44, no. 3–4, pp. 281–300, 1991. 文中谈及Fontenelle 所著 Histoire et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Paris, annual volumes from 1699.
[7] Fontenelle, B.，Histoire…，ref. 6, preface and p. 9, 1699 (Paris, 1702). Rappaport (ref. 6, pp. 282–283)写道：“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我们时不时就精心地将自己的观点参入其中，以方便人们阅读《回忆录》（作者译）’”。
[8] Fontenelle, B., Histoire…, pp. 5–9, 1720 (1722); in Rappaport, ref. 6, p. 297.
[9] 该书的全名是Telliamed, or Conversations Between an Indian Philosopher and a French Missionary on the Diminution of the Sea, and the Origin of Men and Animals (English translation)）; Le M.ascrier, J.B & Antoine Guers, J. (Eds.), Amsterdam, 1748.
[10] Voltaire (Arouet, F.-M.), Dissertation on the changes that have happened in our globe, and on the Petrifications which are alleged as Proofs thereof, Letter to Academy of Bologna; in Smollett, T. et al., (trans.), The Works of M. de. Voltaire, vol. 18, London, pp. 243–256, 1762.
[11] Lyell, C., chapter 4 of Principles of Geology (9th Edn), book 1,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delaide, Australia, pp. 54–55, 1854 (also in 1834 edition).
[12] Diderot, D., Thought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Works, (Ed. Adams, D.) Clinamen Press Ltd, Manchester, p. 75, 2000.
中华创造科学协会 